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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10月的一天,周总理带着一份电报来到丰泽园见毛主席。

起初主席还有些讶异,何人拍来的电报值得周总理如此重视。

电报内容寥寥不到百字,但落款人的名字却令主席精神为之一振,包惠僧,一个在党内消失多年的名字。此人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有过交集,28年前,他与毛主席一样曾作为代表登上那艘红船,共同迎来我党历史的开端。

但在18年前,包惠僧却主动脱党,并在不久后叛逃入国民党阵营。

现如今,包惠僧的这封电报,一方面是为了恭贺新中国成立,另一方面也隐约表达想要回归我党。

主席沉吟片刻后,对周总理说回来可以,但要对党有个交待。

不久后,包惠僧一家被接到北京。

随即,周总理与这位多年前分道扬镳的同志与好友进行了一番长谈,谈话中周总理表示:你过去可不是普通党员,要对党有个交待!

那么,包惠僧过去做了些什么?他为何会叛逃进国民党?回归我党后他又将如何给出交代?

接下来请听笔者娓娓道来。

一 革命的起点

1920年初,因“五四运动”的影响,反动军阀变得草木皆兵,派出大量军警在北京城内巡逻。

随时准备扑灭大规模学生游行,并试图抓捕组织参与其中的进步人士,北京城一时间风声鹤唳。

为了躲避反动军阀的迫害,陈独秀离开了北大,离开他战斗多年的北京,前往南方开展运动。

同年2月2日,陈独秀在上海乘“大通轮”溯长江而上,来到武汉讲学。

两天后,结束了在武昌文华大学的演讲后,陈独秀与一位武汉当地的记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专访。

谈话开始没多久,陈独秀便察觉到记者谈吐中表现出的扎实的文化功底,谈兴渐浓,两人从五四运动、火烧赵家楼说到婚姻自由,甚至还谈及汉学学习等方面,两人相谈甚欢。

这次专访给陈独秀留下极深的印象,尤其是那位名为包惠僧,直率热情的青年记者,更是令陈独秀颇为欣赏。

这便是包惠僧与陈独秀的初次交流,也是包惠僧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契机。

实际上,这并非包惠僧第一次见到陈独秀,1918年至1919年,包惠僧曾在北大文学系学习。

陈独秀作为当时北大的文科学长,包惠僧在公开场合曾与其有过几面之缘,但如此次专访这般近距离接触,对于包惠僧来说还是头一回,心中自然是满怀着崇高的敬意。

令包惠僧意想不到的是,专访结束后,他与陈独秀的缘分并没有戛然而止。

1920年夏天,一个名为刘伯垂的中年人来到包惠僧下榻的金家客栈,将一封陈独秀的亲笔信转交给他。

信中,陈独秀告诉包惠僧,以李大钊先生为首的部分北平师生正着手筹建共产党组织,因此他希望包惠僧能在武汉也建立类似的共产党组织。

收到陈独秀来信的包惠僧大喜过望,当即与陈潭秋、董必武等人一同着手建党事宜。

同年8月,蛇山北麓的抚院街97号,在包惠僧、陈潭秋、张国恩等人的见证下,湖北最早的共产党基层组织——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,包惠僧被推举为书记。

其实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包惠僧,还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,乃至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,共产主义、马列主义还是一种很新的东西。

尽管苏俄通过亲身实践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,证明了其可行性,但并不代表这套理论在中国能够适用。

而包惠僧等一众有志青年面临迷雾重重的前路,之所以愿意摸着石头过河,正是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。

赤旗寰宇的新世界,虽尚不能至,但心向往之,这也是他们那一代革命先行者特有的义无反顾的伟大意志。

二 与毛、周交往和黄埔旧事

1921年7月,前往广州向陈独秀进行工作汇报的包惠僧,转而被陈独秀指定为党代表参加中共一大,登上那条满载着民族希望的红船。

中共一大期间,27岁的包惠僧与2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邂逅,年龄相仿的二人颇为投缘,会议结束后依旧保持着书信往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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